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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重访李作鹏

2019-05-18 01:00:24

李作鹏

1993年的夏天,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空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李案的判处应斟酌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5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面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1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乎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流动,其实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即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以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请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名作家代为刺探。那人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些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名同志通过我们事

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李作鹏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因而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李作鹏在受审

5月16日,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因而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做伴,准时于上午10时到达李作鹏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分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底气很足的声音,加深着我们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照旧一派军人举止。不知他是怎样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解。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依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用力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忙说道:“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

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签名是手写体)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官方辩解词,和尚照念经。

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

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我转手将李诗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李作鹏可能是担心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其实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洋。”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李作鹏

1993年的夏天,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触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1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李案的判处应斟酌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为委婉,反应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仿佛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面

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1句:“你们的辩解,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头脑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乎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沿处流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转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1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2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以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因而请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名作家代为刺探。那人很热情,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些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展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李作鹏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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