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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文学观念的纷争

2019-04-16 16:59:29

【内容提要】

金末是金代文学繁盛时期,也是金代文学观念纷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本文结合金末盛行的谈辩之风,认为金末的谈辩之风推动和影响了文学观念的纷争。文章将金末文人分为传统派和创新派两在阵营,前者以赵秉文、王若虚等人为代表,后者以李纯甫、雷渊为代表,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继承与创新、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两个方面。两派相互激起,增进了理论的发展,但也有偏激的意气之争。

【关键词】 谈辩之风 传统派 创新派 理论纷争

1、 金末的谈辩之风与金末文坛的两大阵营

金末是金代文学繁盛时期,也是金代文学观念纷争最为剧烈的时期。当时尚没有进入主流诗坛的青年诗人元好问,以旁观者的眼光在《论诗三十首》开篇中指出诗坛的纷纭现状:“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将泾渭各清浑。”虽然最后也未必有“诗中疏凿手”使纷争各方泾渭分明,但是纷争却激起了理论的发展,推动着文学的创作。所以,在论及金末文学观念纷争之前,我们无妨先来看看金末的谈辩之风。

早在金代中期,就开始渐渐兴起谈辩之风。著名诗人、书画家王庭筠(?-1202)“仪观秀伟,善谈笑,俯仰可观”,著有《丛辨》十卷。《丛辨》1书早已失传,从书名来看,应是与辩论相关的学术著作。王庭筠的出身、人品、器识、文艺才能,都超越群伦,“文采风流,照映一时”,为后辈学人所景仰,冯璧、李纯甫等人就直接受益于他。稍后于他的名臣萧贡(1162--1223)官运亨通,博学能文,著有《公论》二十卷、《注史记》一百卷、《文集》10卷等,其中《公论》亦是学术批评类的著作,金末刘祁说该书“评古人成败得失,甚有理”。

至金末,谈辩之风大盛,善于谈辩的人比比皆是。只要浏览一下《归潜志》、《中州集》等书,就可以发现大量记载:

(赵秉文)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

──《元好问全集》卷十七《闲闲公墓铭》

(李纯甫)每酒酣,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虽环而攻之,莫能屈。

──《归潜志》卷1

(李纯甫)眼花耳热后,人有发其端者,随问随答,初不置虑。漫者知所以统,窒者知所以通,倾河泻江,无有穷时。

──《中州集》卷四

(王若虚)善持论,李右司之纯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谈辞锋起;公能三数语窒之,唯有叹服而已。

──《元好问全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

屏山(李纯甫)常言天下辩士三人,王仲泽(王渥)、马元章(马天采),纯甫其一也。 ──《中州集》卷七

(王渥)性明俊不羁,博学,无所不通。长于谈论,使人听之忘倦。

-─《归潜志》卷2

(雷渊)酒间论事,口吃而甚辩,出奇无穷,此真豪士也。

──《归潜志》卷一

(周嗣明)善谈论而中节……最擅长义理之学,下笔数千言。

──《中州集》卷4

(周嗣明)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穷复一说。

── 李纯甫《送李经》

(李献能)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

──《归潜志》卷2

其中尤以李纯甫、王若虚、雷渊等人最为活跃。这些文人交往密切,常常就各种分歧展开争论,互相发难,互相推进。如王若虚与李纯甫私交甚厚,王若虚有《忆之纯》3首、《复寄》2首,《忆之纯》诗曰:“幼年求真契,中年得伟人。倾怀当一面,投分许终身。”可见他们相当投缘。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大分歧,王若虚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慕乐天之高,而不逃禅”,所以,致力于儒家经典的辩释,而李纯甫却以佛教思想为归宿,故重在辨明儒佛异同,其《鸣道集说》、《司马温公不喜佛辨》、《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辨》等都是此类论著。因此,当他们在“灯火谈玄夜”谈玄之时,必然有所辩论,有所生发。

金末盛行的谈辩之风,客观上激发文人的谈辩兴趣,促使文人思考一些热点问题,并参与讨论,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由此也就产生出许多辩论性很强的理论成果。尽管大量议论未能构成文字,随风散去,但还是保存了一些相关成果。这方面,王若虚最为典型。他的《滹南遗老集》几乎可以说是金末谈辩之风的产物,在四十六卷中,有三十七卷篇目名称冠以“辨”字,即《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著述辨惑》、《杂辨》、《谬误杂辨》各一卷,《文辨》四卷,另有《诗话》三卷沿用宋人称呼,其性质实际上是“诗辨”。乃至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显著的论辩色彩。即便像《题渊明归去图》这种淡远宁静的题材,到了他的笔下,也有了辩论特点:“靖节迷途尚尔赊,苦将觉悟向人夸。此心若识真归处,岂必田园始是家?”诗中的语气像是与陶渊明辩论似的。在这种风气的作用下,金末文学思想形成了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辩论性。王若虚自不待言,元好问、李纯甫等人也是如此。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初期诗论以批评为主[6],李纯甫《西岩集序》反驳三种“可笑”之论(见下文),都是辩论性的体现。

金末文坛辩论涉及面很广,参加者众多,在看似热闹无序的论辩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以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为代表,观点偏向于儒家正统思想,姑且称为传统派;一方以李纯甫、雷渊、李经等人为代表,观点偏向于创新,姑且称之为创新派。两派各自聚集着一批文人,都有理论主张,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实绩。他们都致力于改革金代中期以来尖新浮艳的不良诗风,引导金末文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刘祁《归潜志》卷八说:“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在某些方面,他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很多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继承与创新、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等方面,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

2、继承与创新之争

继承与创新是一对老矛盾,早在北宋时期,这一矛盾就已经相当突出。面对前代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巨大的创作成就,后人必须回答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北宋诗人大多注意学习古人,如王安石曾经“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7],苏轼作诗多取法唐人,晚年尤喜陶渊明,黄庭坚师法杜甫等人,同时他们又自觉地追求创新,努力“自名一家”。如苏轼曾说,“凡造语,贵成绩,成绩则方能自名一家”[8],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9]。不管如何,文人们普遍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如果侧重继承,师法前人,可能难以突破前人的囿限,难以有大的创新;另一方面,如果无视前人,师心自造,又无异于闭门造车,苦心所得,可能毫无新意。换言之,后代文人不能不有所继承,也不能不有所创新,只能在继承中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继承的负担愈益沉重,而创新的空间却日渐萎缩。在实际创作中,难免有所偏向。

金代文学承北宋余绪,继承与创新的矛盾更加突出。只是在金末之前,人们还没有强烈意想到这1问题,还没有就继承与创新这两者关系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到金末,文坛领袖们要指导繁盛的创作,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文坛两派特别是赵秉文、李纯甫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可谓针锋相对,壁垒分明,争辩主要即在他们之间展开。

赵秉文虽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10],但其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元好问说他“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沈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11]。他的文艺观当然深受儒家的影响。他认为:“诗文之意,当以明王道,辅教化为主,六经吾师也,可以1艺名之哉!”[12]他的创作也被杨云翼称为“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13]。有这种“宗经”的观念,那末,他在继承与创新之间,自然偏向于继承。

基于李纯甫等人的创新指向,特别是在刻意创新中暴露出的问题,赵秉文有针对性地强调师法古人的重要性。青年诗人李经(字天英)遭到李纯甫的指导,当他向赵秉文献上自己诗歌和书法作品时,赵秉文写下长文《答李天英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诗歌发展到韩愈,“古今之变尽矣”,后代诗人不可能一无依傍,即便是“高视古人”的苏轼,也“不能废古人”。这类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

足下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此最诗人妙处,然亦从古人中入,譬如弹琴不师谱,称物不师衡,上匠不师绳墨,独自师心,虽终身无成可也。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成心于专学古人也,亦非成心于专摈古人也。自书契以来,未有撰(疑是摈字)古人而独立者。若扬子云不师古人,然亦有拟相如四赋,韩退之惟陈言之务去,若《进学解》则《客难》之变也。《南山》诗则子厚(疑是虚字)之余也。岂遽汗漫自师胸臆,至不成语,然后为快哉?

这里,他虽然肯定李经的创新努力,却批评他一味师心自造的创新途径。他认为无论是学习诗歌还是学习书法,都应当多方师承,才能尽得诸家所长,才能自成一家。连扬雄、韩愈都不例外。否则,就可能毕生无成,写出来的诗甚至可能不成句子。文中征引了李经五首诗歌,认为“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赵秉文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鲜,明显遭到北宋诗人的影响。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人都说过“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话。针对韩愈的陈言务去之说,王安石《韩子》诗讥讽韩愈“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偏偏说韩文“无一字无来处”。赵秉文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进学解》效仿东方朔《答客难》,说服力很强,观点也很正确。《进学解》本身就有“窥陈编以盗窃”的自供状。其实,随着文化的积累,时代的推移,“自作语”愈来愈难,几近变得不可能。如果一意求新,可能会弄巧成拙,如韩驹所说:“目前景物,自古及今,不知凡经几人性。今人下笔,要不蹈袭,故有终篇无一字可解者,盖欲新而反不可晓耳。”[14]在金代,再次出现了这种现象。在李经寄给赵秉文的诗作中,除文中所引的几首外,赵秉文说其他诗篇“殊不可晓”。所以,尽管赵秉文理论上没有多少创新,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与重视师法古人的同时,在才与学之间,他相应地更重视学。他批评“自古才人,多恃一时聪辨,少积前路资粮”[15]。他认为,学习书法,“须真积力久,自楷书中来,前人所谓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真积力久”就是要长时间的学力培养。针对李经“天才英逸,不假绳削”,有过于倚重其才的偏向,他谆谆告诫李经“以古人之心为心,不愿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之轻浮子也”[16]。这种理论与北宋人重学轻才一脉相承。

赵秉文强调师法古人,重视学力的培养,有几点值得注意。1是转益多师,摹拟对象很多。刘祁说,他“幼年诗与书皆方法端,后更学太白、东坡”,晚年“诗专法唐人”[17]。王庭筠(1156-1202)字子端,是赵秉文同时的诗人。赵秉文的成名作就是赠他的《寄王学士》。赵秉文现存诗中有大量直接标明拟作的诗歌,触及阮籍、陶渊明、严武、王维、李白、杜甫、郎士元、张志和、韦应物、刘长卿、李贺、卢仝、梅尧臣、苏轼等诗人,另外,还有一些未标明的师法对象。师法对象如此众多,是宋代诗人所罕见的。2是师法对象中,以唐代诗人数量最多,这推动了金末宗唐诗风的发展。3是他的拟作大多具有原作风韵,可以说拟谁像谁。试看他晚年所作的《拟和韦苏州》二十首中两首原作和拟诗:

明从何处去

,暗从何处来。但见年年老,半是此中催。──韦作《咏夜》

明从暗中去,暗从明中来。流光不待晓,暗尽玉炉灰。──赵作《拟咏夜》

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韦作《咏声》

万籁静中起,犹是生灭因。隐几以眼听,非根亦非尘。──赵作《拟咏声》

这两组诗歌侧重说理,赵作像是对韦作的应对,颇得韦诗旨趣。如放入韦集中,几近可以乱真。又如下引二诗:

独步幽林下,谈玄复观易。西日半衔峰,返照林间石。

石上多古苔,山花间红碧。花落人不知,山空水流出。

──《仿摩诘独步幽篁里》

弟妹他乡隔,无家问死生。兵戈尘共暗,江汉月偏清。

落日黄牛峡,秋风白帝城。中原消息断,何处是秦京。

──《仿老杜无家》

前者深得王维闲淡空灵之蕴,后者深得杜甫沉郁之致,好像是专事模拟的习作,而不是抒发自己情怀的作品,如后者所写与赵秉文自身经历无关。这类诗歌,不管它如何神似,终究还是复制品,其总体水平和文学意义往往都不及原作,特别是名作的拟作(即便是苏轼的和陶之作)总逃不了相形见绌的命运,更不可能自成一家。

赵秉文的创作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师法各家,在各体诗歌样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效仿前人的痕迹,如七言古诗模仿李白、苏轼,5言古诗模仿陶渊明、王维,七言绝句学习杨万里,缺少别具一格的鲜明特点。有时过量地化用前人诗句,却未能融为己有,自成一家,正如李纯甫所批评的,“不免失支堕节处”[18]。这应该是其偏重师古理论所付出的代价。

传统派中其他成员虽然没有像赵秉文这样强调师法古人,但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元好问《锦机》、《杜诗学》等著作和“以唐人为指归”的主张,王若虚诗学白居易,都体现出对前人的继承。

李纯甫与赵秉文不同。他的思想复杂,虽自称“儒家子”[19],却深染佛学,“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20],佛学思想占居了主导地位。因此,他的文学思想自然与儒家思想相异其趣,其理论核心是“诗为心声”,这在《西岩集序》中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乡人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蹊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则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邪?

在这里,他既不提“宗经”,也不谈“温柔敦厚”,而是借《诗经》之名,阐发“诗为心声”、“惟意所适”等观点,力图破除诗歌声律、典事、样式、风格等方面的束缚,使诗歌保有自由率真的特性,让诗人发挥其创造性。这种不拘一格的理论实际上是为他的创新寻觅到诗学根据。

在“诗为心声”的理论框架下,“幼无师传”[21]的李纯甫明显倾向于不傍古人,自出机杼。《归潜志》卷八记载:“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根’,故多喜奇怪。”在《为蝉解嘲》诗中,他还借蝉声参透“以心为师”之理:“金仙未解羽人尸,吸风饮露巢一枝。倚杖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为师。千偈澜翻无了时,关键不落诗人诗。屏山参透此一机,髯弟皤兄何见疑。”以心为师,不落前人窠臼,是李纯甫的自觉追求。所以,他其实不重视师法前人。为此,他乃至不惜轻率地批评前人,称“唐宋诗人得处虽能免俗,殊乏风雅”[22],此论显然欠妥,被赵秉文讥为“守株之论”,这倒不一定是李纯甫的真意,却体现出他反对师法前人的用心。

李纯甫的创作体现了他的创新努力,现存诗中没有一首拟作,大多是一些创造性很强的诗作,如《雪后》诗:

玉环晕月蟠长虹,飞沙卷土号阴风。黄云幂幂翳晴空,屋顶唧唧鸣寒虫。天符夜下扶桑宫,玄冥震怒鞭鱼龙。鱼龙飞出沧海底,咄嗟如律愁神工。急 北斗卷云汉,凌凘卷入天瓢中。椎璋碎璧纷破碎,六华剪出寒珑璁。翩翾作穗大如手,千奇万巧难形容。仿佛堕我银沙界,清光缟夜寒朣胧。肝肠作崇耿无寐,试把往事闲穷追。男儿生须衔枚卷甲臂雕弓,径投虎穴策奇功。不然羊羔酒涨玻璃钟,侍儿醉脸潮春红。谁能蹇驴拖着灞陵东,骨相酸寒愁煞侬。屏山正吐黄齑气,笑倒坐间亡是公。

古来描述雪景的诗歌有很多,但都没有这么奇古生新。诗的前半部份摹拟雪景,用“屋顶唧唧鸣寒虫”比喻暴风雪声,设喻新奇,造语奇峭,随后渐入诞幻,纷飞的雪片像是从天而降的天符,像是从海底被水神鞭赶出来的鱼龙,像是用北斗从银河舀出挥洒而下,像是用天瓢泼出的冰凌,像是椎碎的玉屑……这些非现实意象正是他以心为师的产物。其他诗歌如《送李经》、《为蝉解嘲》、《赵宜之愚轩》、《怪松谣》都与此相近。

李纯甫的创新努力在当时独树一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改革陈陈相袭的文风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相对前代诗歌而言,他所作的开辟实际上很有限,正如上文所说,诗人们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却难得有大的创新空间,原因主要不在于李纯甫个人的水平及能力,而在于传统诗歌过于成熟,已没有留下多大的开拓余地。这是后代诗人的不幸。李纯甫的诗歌也因此未能自成一家。他的诗实际上与韩孟诗派相近,刘祁《归潜志》卷八说“不出卢仝、李贺”,大致不差。这类创新窘境给传统派增加了批评的便利。

受李纯甫影响,李经的创新努力更加突出,成了赵秉文与李纯甫两派争论的焦点。李经有一定的天分,但过多地重视师心独造,主张“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忽视对前人的学习和继承。对此,两派意见分歧很大。李纯甫相当赞赏,称李经为“真今世太白也”[23],又称他的诗歌“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24]。赵秉文则不以为然,几次引出李纯甫的言论,直接表示不同意见。他评价李经其人“天才英逸,不假绳削”,“受之天而不受之人”,褒中有贬,认为李经“迄今大成,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批评李经有的诗歌“汗漫自师胸臆,至不成语”,“吹箫学凤……时有枭音”[25]。这些批评事实上也可看成是对李纯甫的拐弯抹角。元好问的观点与此类似,认为李经“作诗极刻苦,如欲绝去翰墨蹊径间者”,指出他的诗过于求新,以致“有不可晓者”[26]。

赵秉文与李纯甫之间还发生过正面交锋。赵秉文讥讽李纯甫“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李纯甫则讥讽赵秉文多化用前人诗句,讥其诗中“常常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或“学东坡而不成”[27]。这种争论无疑有助于双方扬长避短,提高创作水平。

三、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之争与继承与创新之争相关,金末文坛两派在创作风格上存在着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之别。二者之间争论相当激烈。

传统派主张“文以意为主”,由此动身,他们大力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寻求中和之美。赵秉文说:“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虚饰,因事遣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亡宋百余年间,唯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亹亹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28]他赞赏欧阳修的文风,不满“尖新艰险之语”,尤其反对“务奇之为尚”,这一鲜明态度明显针对李纯甫等人有感而发。王若虚与之类似,一再重申“文以意为主”,他说:“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又说:“凡为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世之作者,常常致力于其末,而终身不返,其颠倒亦甚矣。”[29]由此,他特别推重白居易,说:“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意,厌乎人造,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线人。”[30]他还感叹诡异之作盛行不衰:“呜呼,世之末作,方日趋于诡异,而议者又从而簧鼓之,其为弊何所不至哉!”[31]所谓“浮华”“奇险”“奇诡”“议者”云云,矛头所指也是李纯甫、雷渊等人。

李纯甫虽然也有“惟意所适”的观点,但他所说的“意”并不是一般的平和之意,而是偏向于“悲忿感激”之意。由于他中年功名受挫,遂纵酒自放,“惟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32],常借纵横跌宕的诗歌来抒写他那块垒不平之气,因此,他的“惟意所适”趋向于奇险峭健,正如刘祁所说,“多喜奇怪”。上引长诗《雪后》就是1例。即使是一些短小的篇章,也能以险句怪语来标新立异,如他的《赤壁风月笛图》:

钲鼓掀天旗脚红,老狐胆落武昌东。书生那得麾白羽,谁识潭潭盖世雄。 裕陵果用轼为将,黄河倒卷湔西戎。却教载酒月明中,船尾呜呜一笛风。九原唤起周公瑾,笑煞儋州秃鬓翁。

这首诗就东坡泛舟赤壁而发,中心是议论苏轼的军事才能,主题应该是严肃的,但构思奇险,笔调诙谐,用语峭硬。面对优美平静的月白风清图,却从“钲鼓掀天旗脚红”那样如火如荼的赤壁战场写起,将曹操赤壁战败称为“老狐胆落武昌东”,形容苏轼的军事才能为“黄河倒卷湔西戎”,尤其是将贬官黄州的苏轼称为“儋州秃鬓翁”,真是匪夷所思的险怪之辞。

在李纯甫的带动下,雷渊、宋九嘉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常常相法效,不作浅弱语”,雷渊本人“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33]。如他的《会善寺怪松》写怪松,用了一系列僵硬奇特的诗句:“侏儒蹙髀股,宿瘤拥腮颈。蜿蜒蛟龙戏,腾掷驱虎竞。须髯喜张磔,意气狂怒迸。匠石求栋楹,节目足讥评。刍荛急薪槱,坚悍空盻瞪。”从遣辞造句到设喻想象,都异常险怪。李经《杂诗》写冬季景象,曰:“长河老秋冻,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风更号。”首句的“老”字生新奇特,像是形容长河,像是形容秋天,又像是形容“秋冻”,第三句近于无理,其本意似乎是说,骑马行走在寒冷的山河之间,写得像是河山在马鞭下发冷。另一位“颇善李屏山”的诗人马天采“诡怪好异,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34],元好问说其诗“欲别出卢仝、马异之外,又多用俳体作讥刺语……不得不谓乏中和之气”[35]。

两派之间如此迥异其趣,也就难免彼此纷争,这在《归潜志》卷八中有所反映:

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

(王若虚)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尚。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

这里只记载了赵秉文和王若虚对李纯甫的批评,而没有记载李纯甫的反驳,但据常情推测,李纯甫不会保持沉默。

王若虚与雷渊的分歧更大,2人关系似乎也不太友好。王若虚为政尚宽松,雷渊尚苛酷,任御史时曾一次杖杀五百人,号为“雷半千”[36];王若虚诗学白居易,特别反感黄庭坚诗,而雷渊恰好相反,“诗杂坡谷,喜新奇”[37]。因此二人时有争执。根据刘祁记载,王若虚谈话间曾讥评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一车书”两句太穿凿,说“此两事如何合得?且1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邪?”雷渊听后则反唇相稽:“不然,1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笔一管?”[38]他们曾于翰林院、国史馆共事多年,且同修《宣宗实录》,二人曾为史书文体产生过剧烈冲突。《归潜志》卷八载:

2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曰:“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曰:“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

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

这种争辩已经演变为不共戴天的相互攻击。雷渊地位稍低,也没有别集传世,论辩时可能不敌王若虚。王若虚除日常口舌之争以外,还撰写《新唐书辨》、《文辨》、《诗话》等论著,用大量篇幅严辞批驳措辞奇峭的《新唐书》和黄庭坚诗歌,其用意不但仅是一般的学术评论,还是还击雷渊等人。

这种争辩的正面意义,显而易见,就是能促进双方理论的发展,使各方理论趋于完善。雷渊讥讽王若虚有关黄庭坚诗的评价,应当有利于王若虚纠正偏颇。当他再将有关见解写进《滹南诗话》时,就没有“一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邪”之类强辞夺理的话,显得要稳妥一些。但另一方面,这种争辩的负作用也比较明显。由于双方各执己见,不可调和,加上豪杰式的个性,使得他们在日常辩论时难免逞强斗气,偏激失当。如王若虚对现实性较强的文献的评价,有时很难像对待《论语》、《孟子》那样,保持心平气和。如王庭筠喜欢黄庭坚,贬低白居易,得到李纯甫、雷渊等人的认同,却引起了王若虚的强烈不满,以致说出一些过头话。他讥笑王庭筠《丛台绝句》“猛拍阑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应人”两句过于奇异,说出“若应人,可是怪事”[39]这样过激之辞,其实王若虚自己也有“春来底事堪行处,门外流莺枉唤人”[40]之句,他何尝不晓得拟人、移情于景的文学手法?意气之争,使他很难保持公正。王若虚有关《史记》、《新唐书》、黄庭坚诗歌的评价,与对《论语》、《孟子》一类的评价相比,偏颇较多,都应当如此理解,因为这些文献恰好是雷渊、李纯甫等人所感兴趣的。

《元好问全集》卷十六《王黄华墓碑》。

《中州集》卷3。

《归潜志》卷四。

《元好问全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

王若虚《忆之纯》。

[6]参见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元好问诗论的阶段性特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7]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

[8]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三《跋吴思道诗》引。

[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诗派》。

[10]《金史·赵秉文传》。

[11]《元好问全集》卷十七《闲闲公墓铭》。

[12][16][22][24][25]《滏水文集》卷十九《答李天英书》。

[13]《滏水文集引》。

[14]《诗人玉屑》卷八引。

[15]《滏水文集》卷十九《答麻知几书》。

[17][32][37]《归潜志》卷1。

[18][27][33]《归潜志》卷八。

[19]《重修面壁庵记》。

[20]《中州集》卷四。

[21]《归潜志》卷八。

[23]《归潜志》卷2。

[26]《中州集》卷五。

[28]《滏水文集》卷十五《竹溪先生文集引》。

[29]《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

[30]同上书卷四十三《高思诚咏白堂记》。

[31]同上书卷四十《诗话》。

[34]《归潜志》卷5。

[35]《中州集》卷7。

[36]《归潜志》卷七。

[38]《归潜志》卷9。

[39]《滹南诗话》卷下。

[40]《再至故园述怀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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