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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菊藕最后是怎么死的李鸿章之女李菊藕生平

2018-12-08 12:11:32

李菊藕最后是怎么死的?李鸿章之女李菊藕生平简介

李菊耦,合肥东乡人(今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人),李鸿章之女,1888年嫁给清末大臣张佩纶,是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

嫁张佩纶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时任船政大臣的张佩纶在与法国军队的海战中兵败闽江,被遣戍口外,释还后入李鸿章幕,在当时的天津府邸,时光绪十四年的年末。据他的《涧于日记》记载,被遣戍口外的次年,即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三月初九,接到家书,他的妻子边氏夫人(小字粹玉)已于头一天病故。他处境之恶、心境之痛是可以想见的,而李鸿章能在这样的关键处收留他,也是难以想象的。故他在《涧于日记》中,凡提及李鸿章,均称“合肥师”,以地望而加之以“天地君亲师”的“师”,那是最崇仰的尊称了。

李菊藕最后是怎么死的李鸿章之女李菊藕生平

至于张佩纶是如何得到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芳心,并获李鸿章及夫人赵氏垂爱……在他本人的《涧于日记》中未见丝毫记载,而“菊耦”的名讳在《涧于日记》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正月初五日。这天,恰是李鸿章66岁生日,为避客“效阮傅茶隐,与赵夫人及余、菊耦清谈”(在旧时代,凡世家名人都不轻易赞扬生日寿诞,称之为“躲生”,可免去送礼宴请等俗套)。李鸿章的生日避客,只和夫人、女儿及张佩纶品茗清谈,《涧于日记》在这之后的十二日略记有“与菊耦略话家事……”二十五日则“与菊耦作贺仪,师(指李鸿章)赏《紫缰诗》”。五月端午节那天记曰“自甲申后,余从未能从容过(端)午节也。午后与菊耦清谈良久……”概言之,几无日不记“菊耦”之名,不胜枚举矣。二人遂结为夫妇。

《越缦堂日记》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张佩纶。张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诗,合肥爱之。张入合肥署用二品顶带,合肥行数万金请于奕譞,谋以道员简放。慈禧恶其闽江之败,未得行……”

婚姻尽管披上了政治的袍子,可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倒是美满笃实。可张佩纶心里明了,一旦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并非增进仕途复起的资本,反而设置了一块巍然的拦路石。他曾告诉时为张之洞幕僚的樊增祥:“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当时樊增祥是代表张之洞与李鸿章攀交情,因为李一向看不起张氏,鄙其为“香涛(张之洞字)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由两广调任两湖,深恐孤立无援,刻意接纳李鸿章,求助于老友张佩纶从中拉拢。所以樊增祥得以过访张佩纶,并记其在李家的景况:“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指张之洞)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住亦复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小合肥欲手刃之

),绝可怜也。”

而时人大多对此并不理解,恶语中伤甚至加以丑化的亦为不少,下面例举了当时人对此事的记载:

一、陈灨一《睇向斋秘录》

张(佩纶)以马尾之败褫职,李合肥雅重其才,延之入幕。有爱女年近不惑,犹闺中待字,因使执贽焉。女公子诗文俱佳,师生时有唱和。一日合肥诣书斋,张对之曰:“女公子不栉进士也。”合肥笑容满面曰:“师誉弟子逾量,吾女曷敢当此。”时张年将花甲,续弦之念甚炽,同时于晦若侍郎,以蹇修自任,致词合肥,合肥欣然诺。张乃剃须纳采,由西席为东床。(见陈灨一:《睇向斋秘录》)

【按:陈氏的晚清民国笔记大多可信,惟此条错谬出奇:一、张佩纶是李家的西席不假,所教授的学生却非李小姐;二、李小姐被谣传为“老姑娘”不假,却非年近不惑;三、那时张佩纶更不是“年将花甲”,算上他尘世一生,也才五十有半。】

二、刘体仁《异辞录》

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

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

三、梁鼎芬《苌楚斋续笔》

梁鼎芬有诗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琴瑟和鸣

张佩纶旧藏有定武本《兰亭帖》,且有阮元手书于道光二十四年的题跋;李菊耦“酷嗜《兰亭》”而家藏神龙本《兰亭帖》乃乾隆三十四年进士王秋坪原藏,帖后有翁方纲手书于嘉庆辛酉长文《神龙兰亭考》,如今合二为一,可谓二美具,弥足珍贵。李鸿章特亲笔书“兰骈馆”三字横额“悬之闺中”,这应为张、李缔姻的明证,也是兹后署名张佩纶为自己的日记署名为《兰骈馆日记》的缘故(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是分阶段而各有标名,如“葆石斋日记”“篑斋日记”“出塞日记”等,唯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1890年)以后则标之为“兰骈馆日记”,以后再未更改过)。

而且张佩纶此后再提“菊耦”,往往称“内人”或“内子”,如光绪十八年壬辰四月初三日“晴,午后阴,夜听内人弹琴”;十二月十五日“晴,在兰骈馆半日,与内人茗谈遣闷而已”,不赘举。其夫妇闺房琴书之乐,与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相比较,亦不少让。从《兰骈馆日记》中不时记有夫妻间相互唱和“联诗”等即可以坐实。所憾恨者,《日记》中只记事而不具录其诗。晚清民初笔记,尝语及李鸿章幼女李菊耦有《绿窗绣草》,应该是她自录存的诗词原稿,惜未见刊刻传世。《孽海花》小说中借张荫桓之口绍介的《基隆》两首七律,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说这诗竟还是张、李联姻的媒介。

勇立新说

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张李夫妇俩阅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而及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嫁娶说”,也即今天的所谓“婚姻观”吧。胡瑗的观点是“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阅后,菊耦大不以为然,批之曰:

“此矫世之言也,非圣贤之言也。夫其所见似与世之求援系者稍异,然充类尽致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夫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骄而亡。其妇女平日若教以三从四德,何至入门而骄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于姻戚之家斤斤计较其贫富贵贱,所以似高而实陋耳。”

这段话中,只将“三从四德”改为“读书明理”,那么即便放之四海亦称实用。最后,她归总一下,说:“胜之一字,包孕无穷,或其德胜,或其才胜,均可。而娶妇以承宗祧,正宜讲求门第族望,讵可草草!今安定专就势分论之,殆非古人婚嫁之法耳。”

【按,胡瑗,字翼之。以世居安定(今甘肃宁夏一带),随父任官而生于江苏泰州。他以教书为业,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代理学先声。范仲淹曾力荐,故景祐初,宋仁宗接见于崇政殿。也即是说,他既无官阶级别并亦无职称,乃“白衣对崇政殿”。北宋庆历中振兴太学,朝廷明令以他的教授法为“太学法”。著名的“程朱学派”的程颐对胡瑗礼敬崇仰备至,虽然曾从学于周敦颐,往往称字曰“茂叔”(周字茂叔,号濂溪),而于胡瑗则非“安定先生”不称也。这即菊耦所说“安定专就势分论”,也仍含敬义。胡瑗逝后,宋神宗尝问“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回答道:“……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指胡瑗)当宝元、明道间(均为宋仁宗时年号)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圣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可比也。”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王安石行“熙宁新政”之际,廷对者不知何人,应为胡瑗弟子无疑。即说明胡瑗逝后,其学术地位无可动摇。唯有这“嫁娶说”遭人诟病,《清波杂志》的著者就在这则笔记的末尾以小字注曰:“见老先生言,安定为此说必有谓,岂其男女婚嫁用此说皆得所归而然欤?”表示了怀疑。清代冯班对此说不以为然,见《钝吟杂录》卷一,不具录。似都没能如菊耦之说取道以正,能尽事理,对于今天时俗的婚姻观念也不能不说是很好的参照。】

讨论历史

据《涧于日记》,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九日,全家促膝品茗闲话,偶及明代永乐朝的旧案。李鸿章认为明成祖朱棣是高丽石贡妃所生,而女儿李菊耦断然判为“高皇后所生”。这颇让张佩纶为难,一边是恩师加岳丈,一边是爱妻。不过他的表态也颇有意思,原书记载道:“余曰:皆有据。”

【按:修于明代天启三年的《南京太常寺志》,有清初朱彝尊的长篇跋文,其中引了明末谈迁的《国榷》及《枣林杂俎》,云孝慈高皇后无子。按《枣林杂俎》义集“彤管”第一则的标目即“孝慈高皇后无子”,文中又明言“石贡妃生成祖文皇帝”云。这应是李鸿章的主要根据。不过,据《太常寺志》,殿中设高皇朱元璋和高皇后的正位,其左边为生子之五妃,右边则仅高丽石贡妃一人。在京郊明十三陵的“长陵”,也即明成祖朱棣的陵墓的陵阙上大书“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明史·成祖纪一》开篇即曰:“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云云。张佩纶的“皆有据”诚所谓持两端,而菊耦之论,则以正式文件为准,大约不差。修《明史》的总裁张廷玉,是清代前期重臣,比朱彝尊年岁要晚三十四年,上面提及的资料文献他不可能没有过目。诚若《涧于日记》所说,“史局初竣,尝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依实录之旧”。像这类问题,史家似没有必要避什么讳的。】

敢于质疑

光绪十七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天朗气清,李鸿章对女儿女婿又有赐赠,是明末渐江和尚的画册,有张芑堂的手书题跋。《涧于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午后,与菊耦展旧藏画卷观之。菊耦以法黄石所画《海市图》及诗雄阔可爱。余则以《桃源》一幅为佳,笑曰:吾实畸人,卿其虎女也。”从鉴赏的视点看,虽然是各有偏好,但我们万勿遗忘“细节”的重要,张佩纶以“虎女”界定之,更显其超卓不凡。

同样是在这天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夫妻俩谈及宋代“烛影斧声”的千古悬案,即宋太祖赵匡胤死后,由其弟赵光义继位,史称宋太宗。是手足情深还是弑兄篡位?要想从传世文献或史籍中找到明确答案实为徒劳,正史之外可资参考的笔记、考证也不在少数,但都无确证。可李菊耦却断言:“太宗直弑耳!”且看她的剖析:

“以《春秋》之法,必书“弑君”明甚。何以言之?《通鉴长编》宋皇后夜召德芳(按,赵德芳为皇子,宋皇后所生),继恩(宫内大太监)以太祖传位晋王(即赵光义)之意素定,乃径趋开封召晋王。王犹豫不行,继恩促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官家”(按,古称皇帝,如《水浒传》就有称“赵官家”的)。据此即见瑕隙。夫太祖果欲立弟,何当时寂无一言?然则帝自遗命立子,而晋王阴结宦官直入,突然夺之孤寡,其后乃以“金匮”之说愚天下耳。宋后之丧不成,德芳、德昭之死,其无兄之迹已不待书而自显,初何烦考《湘山野录》哉!且以湘山之说证之,则是夜帝本无疾,忽焉而崩,尤可疑怪。《谷梁》谓郑伯克段,处心积虑成于杀。太宗本建陈桥之策(按,指公元960年陈桥驿兵变,赵匡胤被拥戴为皇帝建立宋朝),导兄以不臣,旋即报兄以不弟。盖代周之日,兄已显而己尚微故,如商人之让于惠公。及海内小康,威名已立,则弑其兄杀其子而代之,视齐之武成等耳,亦处心积虑而成乎杀者也。宋臣文字缘饰弥缝,使弑兄之罪不彰,均不足据耳。”

【按:有关这一历史积案,自北宋以后就有不少记载和议论。如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第39则,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第10则,释文莹《湘山野录·续录》第15则,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开宝九年》,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十“金匮之盟”,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不胜举,故亦不具录,因为总觉诸家笔下把捉不定,难于定谳。再细读李菊耦的这一番话,有若庖丁之解牛,令人豁然而通,恍然而悟,遂使千古之迷障豁然开朗,称其卓识,当不为过誉。张佩纶心悦诚服地称许说:“卿竟如老吏断狱,识力甚辣……”要知道,她当年不过23岁的青春女性。】

手稿被窃

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最末的《兰骈馆日记》截止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即公元1895年。因有人在京弹劾李鸿章“容留罪臣”之罪,李菊耦随夫张佩纶迁出天津府邸往南京安家。她的手稿如《绿窗绣草》等,在从南京往上海的旅途中置于随身小箱笼内遭窃,是偷儿误以为有金饰珍宝,时在辛亥那年。这一情节大约是从郑逸梅老先生的笔记中读到过,无从查对,聊备一说而已。

丈夫张佩纶晚年由于官场失意,常自称“生不如死”,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这种情绪对李菊藕是很有影响的。父亲李鸿章写给女儿李菊藕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其文云:“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但却收效平平,李菊藕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

李菊藕的父亲李鸿章于1901年病逝,李死后一年多,张佩纶也于南京逝世。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李菊藕37岁守寡,心有戚戚,终日致力于闭门教子。“打小就盯着儿子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菊藕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除了学问,李菊藕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格管教,纨绔子弟在一起,明里暗里比拼鲜衣怒马,然而她教导儿子要庄重朴实、穿着得体,常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老式衣服,满帮绣的花鞋,并没有一丝时尚的行头。

晚年的李菊藕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病逝上海,时年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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