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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治理实践对我市创新社区治理的启示

2020-02-14 07:59:07

国内外治理实践对 我市创新社区治理的启示

国内外治理理论概述

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管理危机,全球化的深入也使毒品、环境保护、市场垄断等问题逐步发酵,种种不可治理性以及新地方主义的兴起,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社会科学。人们开始认识到作为新兴力量的非组织和公民群体,对于弥补市场机制弊端和功能失效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认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格里?斯托克、罗伯特?罗茨等人提出,治理意味着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的公共服务,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协调络。自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俞可平在《治理与善治》论文集中对该理论的介绍,治理理论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虽然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仍然可从中窥视出治理的几个特征,即:强调管理主体从传统一元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更加突出其透明性、性、回应性及有效性,从职能全能走向职能有限,与市场、尤其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系从单方强制走向自愿平等的协调合作关系。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治理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研究内容也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逐步走向社区治理,从治理主体、结构扩展到治理机制、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

治理理论在社区治理中的实践

★国外实践

○美国——公民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美国联邦各州乃至各个市、镇,都有其独特的社区治理方式,但在社区发展和管理上,基本都采取了“负责规划指导和资金扶持,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运作方式。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而自身只负责宏观调控。社区并不是作为的一个基层管理单元而存在,因而社区居民可以更广泛和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公共服务企业的运作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市场化,公共服务组织的加入引起了社区治理的组织化,社区权力的分散最终构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化特征。

○日本——“行政+自治”的合作式治理模式

日本实行的是一种分级管理的行政体制,自治省总体负责社区工作,地方设立“社区建设委员会”和“自治活动课”等相应机构进行管控,在城市基层社区层面,则由最基本的自治组织“町内会”负责围绕地域内的居民开展各种福祉事业,协力进行居民事务的自治管理,而民众主要通过大量结社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并主要在和企业力不从心的领域提供帮助。

○新加坡——行政主导式的社区治理模式

新加坡自上而下有一套完整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包括国家层面的社区发展、青年和体育部以及人民协会,地区层面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社区层面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以及居民委员会或邻里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有关社区建设发展的事务,由部门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经费也主要来自的财政拨款。

★国内实践

○武汉百步亭社区自治模式创新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在十几年的治理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了“指导、居民自治、市场运作”的社区管理服务新模式

。在管理结构上,百步亭社区打破了传统的“区-街-社区”的行政体制,取消了街道办事处创建了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三位一体的新型管理方式。在运行模式上,通过将社区经营交给企业,实行市场化运行,使其为居民提供了更为专业的社区建设、物业管理等服务,从而解决了资金短缺、社区服务质量较低等一系列问题。在社区服务上,社区建成了包含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志愿服务工作站、志愿服务小组(服务队)的三级志愿服务络,由党员志愿者带头,建立健全诉求、招募、注册、培训、激励等一系列工作机制。

○深圳盐田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探索

深圳市盐田区于1999年开始进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所体现出的最重要特点是进行社区增权。其主要的做法包括:其一,重新组织社区管理体系。通过“居站分离”将社区工作站从社区居委会中分离出来,作为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其二,完善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制度,实现了居委会去行政化,使社区建设逐渐由主导变为社会主导;其三,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机构,通过购买项目和合同管理的方式,提高公共服务效能。

对我市的借鉴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党委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实践层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和初步经验,但客观地看,我市社区治理面临的一些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主要是社区治理行政化现象较为突出、社区组织发展较为滞后、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内外社会治理的经验和启示,努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创新突破,以期取得良好成效。

一是厘清职能,探索适合我市的社区治理模式。治理理论所包含的理念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及两者的合作。美国、日本以及国内的部分实践也都突出了放权与民间自治相结合的特点,不再是公共权力的垄断者,而更多的充当宏观规划、调控的角色。针对我市社区治理行政化突出的现象,当前应进一步厘清与社区组织的分工,合理下放权限,逐步实现职能收缩。通过制定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进一步加强社区基层建设等方面的指导性工作办法,可将部分由街道办事处原本承担的职能向社区自治组织转移,明确对社区内部自治事务的有限干预权限。充分吸纳居民、物业管理者、社区干部、党员代表等参与社区管理,增强基层社区组织开展治理活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同时要注意,循序渐进地实现、社会、公民的新型合作共在关系,不随意夸大或缩小权限,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逐步探索涉及公共信息共享、政策决定、资源控制、服务提供等方面的社区治理。

二是加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规范,充分发挥协作功能。从国外经验来看,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社区治理中的一大共性,就是社区中介组织发达。而国内深圳盐田区和武汉百步亭的成功实践也都得益于社会团体、企业等多种社会中介组织对的补充性作用。因此,应着力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规范,重点培育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市场性、公益性、服务类社会中介组织。一方面,可将专业性社会组织所承担的由转移出來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项目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和开支。通过购买或者项目合作的方式,探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提升中介组织运营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为社区中介组织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主管部门在明确其职责、组织形态、执业条件、权利义务和法律的同时,可给予其适当的经费和政策支持,使社会组织培育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提升此类组织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是积极引导和优化公众参与,提高社区治理性。应着力引导和支持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实践,不断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要进一步扩宽和优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通过短信、电脑络等现代信息工具打造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沟通更加畅通的公众管理平台;完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决策的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制度;健全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公示、听证制度,促使公众有效的参与社区治理。更要鼓励居民通过志愿者服务的形式开展社区活动、参与社区管理,使居民能够及时了解社区动态,促进居民理解社区、关爱社区,积极投身于社区的各项发展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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