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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与中法战争时期的英国调停

2019-05-25 11:18:50

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曾数度插足调停,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是中国对法交涉的主要外交代表,同时也是英国调停的主要当事者和见证人。探讨曾纪泽对英国调停的态度和相干外交活动,对认识英国调停的动因、结局及对中法战争的影响,当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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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触及由此引致的冲突和战争,是由于法国侵略中国的藩属越南,将以据越侵华为核心的远东政策加紧付诸实施的结果,具有深入的历史背景。如所周知,19世纪80年代正是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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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迅速过渡的重要时期,*、经济诸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强了各种矛盾的尖锐和激化,促使列强更加狂热地向海外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以争雄长,从而“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到达了极为尖锐的程度。”(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00页。)这种形势影响到远东,各国侵华的“合作政策”解体,开始纷纭采取哄抢的形式,加紧侵夺中国的邻近藩属,以开辟通向中国腹地的道路,以为将来瓜分中国做好准备。法国对此自然不甘落后,1867年,法国就侵占了越南南部。1874年3月,法国强迫越南订立《法越和平同盟条约》试图否定中国的“宗主权”;建立法国的保护权,并由红河进入中国云南。1883年8月,法国发动全面侵越战争,迫使越南订立《法越顺化条约》,明确建立法国的保护权,否定中国的“宗主权”,“越南就完全置于法国的脚下。”(注:[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章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87页。)法国蛮横使用武力改变越南的国际地位并企图迫使中国就范,就不能不使中法关系造成严重的危机和冲突,并影响到远东国际关系的格局,从而使“英国不论怎样努力,也没法使自己置身于中法战争之外。”(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许步曾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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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页。)

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首先打开中国国门的国家,一贯以远东霸主自居,其在对华*、经济和外交关系中具有他国无可与之争先的优势地位,因而,鉴于远东局势的变化和中国边疆危机的普遍出现,英国从保护其在华既得利益和谋求在远东与中国长远利益的要求出发,一改以往以武力侵华为主的战争政策,而代之以“调和与渐进”的方针,制定了“调解冲突与不公开地保护中国完整,同时如果中国给予其它列强任何独占的权利,那末它照例要从北京方面得到补偿”(注:[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8页。)的具体策略,而以各种方式的“调停”作为履行这一政策的基本手法。对传统对手法国的殖民扩大及对英国利益的影响,使英国总体上抱以不满和抑制的态度。1882年英国排挤法国侵占埃及的行动便是最明显的一个例证。英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调停活动,总的来讲也是在这一外交方针和策略指点下进行的,但每次调停的动因及提出的目标又因形势的变化与英国利益的需要而有所差异,由此对中法交涉产生不同的影响。

曾纪泽是中国对法交涉的主要外交代表,为阻遏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他闻警而动,当先上阵,筹谋划策,折冲樽俎,“与法人辨争,始终不挠”(注:《清史列传》第58卷,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4页。),但法国重视的不是外交谈判,而是对越南的战争。但法国虽然用武力确立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但其地位仍很脆弱,越南阮朝统治者虽然被迫屈服,但越南爱国军民并未停止抵抗,刘永福黑旗军和清军仍然护卫着北宁、山西以北的越南领土。法国国内反对派反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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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化条约》,国际上列强也担心中法爆发战争会影响其在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拟采取外交手段诱逼清政府承认其在越地位及允许开放云南,同时也是迷惑国际视听,增兵北越,为用战争手段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做准备。所以,1883年9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Challemel-Lacour)训令驻英大使瓦定敦(Waddington)摸索英国出面调停,提出以建立“中立地带”为主要内容的方案:第一,自沿海北纬21°和22°之间的某处起到红河上游保胜止划一界限。界北至中国边界之间的地区为中立地带,不准设置炮台,吏治由越南官吏治理,中法双方均不得进占。遇有逃匪纷乱滋扰边境,经中法双方协商后会同或单独剿办,事竣撤出。第二,开放云南红河上的蛮耗给各国通商,条件与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相同(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册,台北精华印书馆1962年版,第1360页。)。

法国的这1方案在提交曾纪泽之前,先征求英国的意见。其目的,是假借关心英国(固然还有其他列强)在华商务利益之名,来拉拢英国帮助它逼使中国妥协。9月8日,法国驻英大使瓦定敦奉命请求英国进行调停,在将上述方案副本交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Granville)时,说明法方的具体立场是:“关于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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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的第一款,我们看做是我们对这点的最后一句话,但第二款关于Nan-Kao的一款,可以更改,并可以讨论。至于中国所追究的宗主权,我声明,我们不容许我们与顺化朝廷订立的各条约有任何的变更。……主要的是,中国人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安南的行政。……同时,不管若何情形,我们将不中止向东京增送援军。”(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中法战争》(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页。)

瓦定敦请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劝说曾纪泽和北京政府接受这1方案。格兰维耳原则上接受法国提出的调停建议,基本赞同法国的方案和继续增兵北越的做法。这位外交大臣认为,为对付“中国人这样机巧的敌手求得成功”,法国不要急于通知中国人这个方案,而先由他来试探一下曾侯的态度,再做定夺。他允诺向曾纪泽声明,英国只在中国的要求“公道”并可能为法国接受的场合,才愿意出面调停,以留给法国外交更多的主动(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中法战争》(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5页。)。

曾纪泽的态度,早在9月5日已派中国公使馆翻译马格里(Macartney)向英国外交部作了说明,认为法越缔约后,法国仍继续向北越增兵,意味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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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刚刚由法返英的曾纪泽收到格兰维耳的约请,但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派马格里前往探访,将8月18日提交法国外交部的6点方案转达格兰维耳。这个方案是:一、法国应勿损坏越南国邦基固有之势,并勿于壬戌(1862)、丁卯(1867)两年所占南圻六省之外,另占地方;二、越南为中国之属邦,其一切情形应仍照旧不改;3、法兵近据东京地方宜退兵,商议某城开办通商设立领事,依照中国各口通商之法办理;四、红江许各国行船,应以山西省城对岸红江左边之屯鹤关暂作各国行船界限之处,又为云南地方及下游沿江等处货物通商之所;五、中国允许用其权势使红江便于通商,亦可免用兵力以攻黑旗;六、法国与越南若定新约,须向中国商议(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册,台北精华印书馆1962年版,第1251页。)。

这六点方案是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的指示精神而拟定的,可说是中国政府第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整个方案的出发点,是要恢复越南在1874年的《法越和平同盟条约》订立前的*态势。法国对此谢绝加以讨论。马格里反应曾纪泽的意见说:“曾侯仍等待对他的提案的答复。另外,他不作任何新提议。”(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136页。)格兰维耳所得到的唯一重要消息,是曾纪泽真正有全权,由于这在中国外交中是极为罕有的事。瓦定敦称法国8月27日照会已经拒绝此方案,认为讨论中国方案意味着放弃与越南所订条约而获得的权利,要求格兰维耳告知中国人必须提出“合理的方案”,法国才愿接受调停。他认为,曾纪泽即便真的有全权,也必须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包括在北京方面有所动作,才可能使曾泽和平交涉。因而,格兰维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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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会见曾纪泽时,便危言恫吓说,他提议的不是调停,如要成功,中国必须有“控制温和的态度”。曾纪泽表示他是按政府的训令行事,中国可以让步到允许法国在北越通商口岸驻扎部分军队。格兰维耳正告说,这并非让步。战争在日趋迫近,如果法国人一旦开火,势将作战到底,清王朝和中国的崩溃亦非无可能。但曾纪泽并未吓倒,他严正指出:“清朝在面对敌人时,如果因循偷安,萎靡不振,那将会同样的危险。”(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99页。)谢绝妥协。格兰维耳见威逼无效,遂约瓦定敦于次日在瓦尔梅堡同曾纪泽会晤,但仍无进展。英国此次试图调停的努力归于失败。

英国此次调停所以失败,固然是由于中法双方条件相去甚远,除军事手段外难以息弥争端,但与英国的政策也密切相关。英国在法越战争前曾公然对法国的侵犯扩大势头表示严重关注和不满,“法国的渗透红河流域被认为是对英国计划上溯珠江,或在国内意见上更占重要的是由铁路经过缅甸以达云南的主要威胁。”(注:[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76页。)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对法国大使曾情不自禁地喊到:“占有东京是进入中国的腹部。”为此,英国通过舆论和官方接触,正告法国如一意孤行,战争结局只能是法国的军事失败,“这种失败,对于英属印度,对俄国边境,固然不能不发生一种反响。”(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154页。)英国防遏法国野心膨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英国在亚非地区与法国的争取日益激烈,英国决定采取某种外交补偿来求得法国在埃及问题上的原谅,越南问题便成为这种补偿的筹码,故对法国的侵略采取了外交沉默或纵容的态度。格兰维耳与瓦定敦谈话表示愿出任调停时说:“在中国问题上,法、英两国的一致行动,将是走向对其它各点的原谅的第一步,并将便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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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回到我们愿意重新结合的一种亲密关系。”(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184页。)而且公然支持法国向东京增派援军,认为“对于这事的一切迟疑都只能鼓励中国人的抗拒。”英国这样纵法为虐,以牺牲越南和中国利益为与法取得原谅的筹码,1是因为英国希望法国陷身越南,有助于减缓双方在埃及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二是它认为法国在越南的保护权,不管列强承认与否,对中国而言一样是既成事实,因为中国是软弱的一方。“阻挠法国人时,反会使他们在那里增强力量,甚至迫使他们把目光从印度支那转移到中国本部。”(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三是法国做出的一些开放越南贸易市场的姿态,使英国商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幻想由此使英国贸易得到新的发展市场和机缘。英国这样自私自利的调停及对中国的外交敲诈,只能助长法国的侵犯气焰,加速战争扩大的步伐。终于,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在法国向英国保证不对中国通商口岸采取战争行动后,英国便明确谢绝了曾纪泽建议英国调停的试探(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131页。),不理会中国方面的和平呼吁。

由于清政府缺少坚定的抵抗决心和明确的政策,在越南的清军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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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连串失败,给李鸿章等人一度蜇伏的妥协外交带来了机会。1884年4月28日,曾纪泽被清政府应法国要求解除驻法公使职务,专驻英俄。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F. E. Foumier)在津订立《中法简明条约》,中国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军并开放边界通商,实际上满足了法国的要求。但法国以“北黎事件”为借口,蓄意扩大侵犯,炮轰基隆,谋据地为质,敲诈巨额赔款,并于8月23日在福建福州偷袭福建水师和船政局,迫使清政府于8月26日下谕进兵规复北圻,战争全面爆发。这为一度被排斥于谈判大门外的曾纪泽提供了参与交涉的契机。曾纪泽对屈辱的《中法简明条约》素表不满,对法国扩大侵华战争更是极为愤慨,斥其“如此残暴”,“既背公例,又伤公道”(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4册,第2149页。),“而且大败西国申明”(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4册,第2238页。)。帝国主义论势不论理,曾纪泽心里明白。他坚决主张废除李福简明条约,决胜疆场,挽回劣势,订立于国家和民族有利的“公允之约”。8月26日,他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按国际惯例,“兵交则废历来和约”。如今“法攻我,非我启衅”,必须反击,建议先命北圻我军主动进攻,并请各国严守中立(注: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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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北平,1931-1934年,第11页。)。9月12日,他特地电告英国友人哲卜僧所献之策,再陈前议,谓:“历来和再约,另订公允约。可力攻东京。又云,战努力,勿遽和,则各国知儆。今暂耗财,将来受其利。”(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4册,第196页。)他反对匆忙议和,在英国《帕尔慕尔报》上发表文章,驳斥法报关于中国试图重开谈判的报道。10月11日,他通过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法国统治团体内部对华政策分歧明显,“踞基淡,我不服,议绅归,茹将窘,似宜缓议和。”(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4册,第205页。)10月24日,他在得到法国宣布封锁台湾,拟增兵北越万人的情报后,建议清政府对法正式宣战,指出:“法先宣战,但以炮火宣,非以文词宣耳,逼我太甚,不能不应。”(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621页。)宣战能给法国造成中国誓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深入印象,加深法国内部的矛盾,有利于制止第三国向法国提供补给和港口设施,保持中立,“使法沿途受局外阻滞。东京八千余兵,分防多处,我并力早剿之较易。”(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621页。)但清政府虽然为法国的卑劣行径所激怒,但并无决心正式向法宣战,关闭和议大门,这就为英国的调停提供了新的机会。

自中法战争全面爆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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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英国随着双方冲突规模的扩大及情势的发展,对调停一事的态度日趋积极。一是在中国本土烽火的延续,对英国利益的危害和影响日益明显和严重,英国“不希望中国市场由于长期战争而枯竭。”二是英德在太平洋和亚洲争夺殖民地反目,俄国希望法英发生纠纷,国际局势出现变数,促使英国希望在远东结束战争。三是战场情势表明,法国已堕入“蜂蜇象背”(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286页。)的窘境。法军虽攻占基隆,但在淡水遭到失败,无力深入台湾腹地。在北越战场上,中国军队直下朗甲、宣光一线,与法军成相持之势。法国毫无最后战胜的希望。而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英国深感“战争拖得越久,中国越不会退让,也越可能发生对中国有益的事情”(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1页。),而“中国的任何成功将普遍对欧洲人产生严重后果。”(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152页。)即对英国为首的列强在华统治秩序的稳定产生极大冲击。四是中法战争继起后,其他列强为各自利益再次掀起一股调停热,英国政府担心“中国走入德国和美国的怀抱,英国人和英国的利益将被抛到一旁去了”(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1页。),而力图独任“调停”以操纵全局。10月4日,格兰维耳对瓦定敦宣称,他已受到有力敦促,要求他迫使法国同意列强的调停,并明确表示,英国愿意看到中法敌对行动的早日结束。而法国也清楚选择英国担负调停是最符合法国利益的现实需要的。法国总理茹费理电告在上海的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说:“无论如何,要紧的是不应放过任何机会。法国舆论的情况,列强的意向,和我们在他处应照顾的重大利益等等,都要求我们,如果可能,应赶忙获取一个光荣的解决。”(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269页。)明显是急欲谋和。紧接着法国又向伦敦传递了“接受英国的调停”的信息,并将法方提案交给格兰维耳。英国调停的外交活动由此再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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