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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的拓荒

2019-05-16 17:50:14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近80年来“论犹未定”。误国、卖国之罪不可否定,但也还有爱国进取之心。本文仅就他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中国近代化的开拓功绩,作点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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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期。英国侵略者用雅片加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51年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横扫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半壁江山,建立了与清代对峙的农民政权。农民战争的威逼,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惊了地主阶级中的部分当权派,促使他们开始思索、研究战争失败的缘由,为支持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而谋求安内制外之策。

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抵抗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作战中,“其亲睹器械之利”,“深感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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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3。)决心“取而用之”,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仿募覃思之士,知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以资攻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在“华洋会剿”太平军期间,他开始看到来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犯权势的威胁较农民起义愈甚,他说:“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并认为“我自能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3。)他积极向总理衙门陈说:“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哲理,力主向西方学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到达“与英法相为雄长”,抵抗外国侵犯的目的。作为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和封建顽固派一样,是要加固封建统治的堤防,但采取甚么材料和方式来强化?李鸿章比顽固派显得较有远见。他能将眼光投向世界,明察时局。首先惊呼中国处“三千余年1大变局”,而“昧于三千年一大变局”,“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的历史教训。在面对“变局”、“强敌”的形势下,提出必须走出国门,学习先进,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他分析“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故不敌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的重要原因。这里虽然说是一种唯武器论,也认识不到武器的落后正是反映了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腐败。但李鸿章承认了落后的现实,重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苏醒的认识到要抵抗住外来的侵犯,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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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来改变落后状况。针对顽固派无事则■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奇异,以为不能学”的冥顽思想,他大声疾呼“欲保和局守国土,亦非无具而能保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必须以自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的实力作后盾。李鸿章的见解,不仅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也是“救时”、“救国”之要策。

李鸿章是置身在腐朽的封建统治团体的一员,面对政府*腐败,军事、经济十分落后的现实,提出要“稍变祖宗之成法”,寄希望从“变”中寻找出路。他的所谓“变”,就是把魏源早已提出过的,师夷长技在于“一战舰、2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向西方学习的内容,逐渐加以付诸实践和扩展开来。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话,反映了他的“以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浸透着李鸿章地主阶级的封建属性和对封建统治的耿耿忠心。李所说的“火器万不能及”,也说明了他承认了中学的不足,承认了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已经不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证明。因此必须“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所谓“变计”就是“采西法”固“中体”,对清王朝之“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这里既包含有维护清王朝封建制度的因循守旧落后观点,也反映出要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求“自强”、“自立”抵抗外侵的爱国思想。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封建制度已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桎梏,冲击这1桎梏,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作为地主阶级一员并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李鸿章,是不可能清楚认识到的,但他在“变局”和“强敌”压境的危亡局势下,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策,努力付诸实践,比起昏顽、愚昧、空喊“礼仪”治国、救国的封建顽固派,的确可称“鹤立鸡群”。他的思想、言行并没有越出封建囹圉,但却给这类封闭的囹圉打开了一道缺口,代表并领着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那部份人,走出国门,顺应历史潮流不自觉地迈开了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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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办洋务从60年代开始,至甲午战争结束。正如梁启超所说:“为李鸿章传,则不能不以洋务2字总括其中世二十余年之事业”。这话不假,(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专集》三,《李鸿章》。)从1862年李奉命率淮军东援上海抵抗太平军的进攻,清政府授他江苏巡抚职,开始获得地方军政实权始,就“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习西人一二秘法,期为增益”。在上海设西洋炮局三所:一所由英人马格里主持,后移至苏州。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后,又将炮局移至南京,加以扩充后改为金陵制造局。这所炮局“募英法弁兵通习军器者,仿照制办”;1所由副将韩殿甲主持;1所由苏松道丁日昌主持,未雇洋匠,由中国工匠仿照外洋方法制造。

1865年在上海虹口购买美国人的旗昌铁厂,与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合并,以此为基础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于1863年派容闳从美国购回的母机机床也并入总局。曾、李又联合奏准拨留江海关税二成充作经费,扩建新厂,至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已扩建的各类分厂达十三个和一个工程处,是清政府最大的官办军事工业。该厂的第一任务是“以制枪,借充军用为主”;第二任务是制造轮船。1868年造出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轮船——“括吉”号(后更名惠吉)下水,至1885年,前后造大小轮船十余艘。1890年设炼钢厂,在尔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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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间,共炼钢8000余吨,平均每一年产量不足600吨,数量虽低,它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炼钢厂。1870年,李鸿章升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加以扩充,除制造各种*外还设有水师学堂。李鸿章用他创办的军事工厂自制出来的枪炮,对弹压农民起义起了“甚为得力”的作用,为维持清王朝的统治立了“大功”。但从另一面所*出来的引进先进技术、练兵制器取得的成果来看,也为抵抗外侮增强了清政府的国防力量,开启了中国国防的近代化,促进了交通运输等民用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业近代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不能忘记李鸿章”的作用。

70年代始,李鸿章开始注意西方的*制度,提出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生产方式、重视商务。他在奏折中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强调“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同外国侵犯势力进行商战。主张“购器设局,自行制造”,到达“敌洋产”、“收利权”,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交通、资金饷源的匮困。为此,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矿务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由他始终控制的这四大民用工业,在与外国侵略权势进行商战中,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李鸿章在致总署函中说明了该局的目的“1在吸收本国游资,1在收回长江外海航运之利权,一在挽救中国军事上内外联系之缺陷。”(《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因而轮船招商局创办始终,都得到李鸿章的特殊照顾。在“商为承办,官为保持”的原则下,从*、经济上进行保护和支持,使轮招在“商困民穷,势已岌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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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的危局中得到生存和发展。1877年,以20万两银收购了旗昌产业,发展成一支拥有33艘轮的商船队,构成了“各通商口岸船步屯栈林立,骎驾怡和太古之上”(转引自李守孔:《李鸿章》传。)的欣欣局面。在尔后的十七年中,所得利润“总共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三千万两”(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稿。)。正因为如此,他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非难,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要“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挤出去”。这虽是夸大其词,排挤出去的目的并未到达,可总算收回了部份利权,挤走了旗昌,打击了外国轮运对中国江海运输的垄断,还解决了清政府漕运和部分财政困难。

李鸿章最早于1875年奏准试开湖北广济县阳城山煤矿和江西兴国铁矿。用土法开采,效果不佳。1877年又奏准开采张家口外科尔沁铅矿,同年派丁寿昌唐廷枢等筹设滦洲开平矿务局,1881年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用机器采煤的矿局。从此中国兵轮、商船及机器制造各局所需用煤不致远涉重洋购进,打破外资的控制”,亦可免利润之外泄”(《洋务运动》丛刊(六)。),收到了“以裕军需,而收利权”(《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五。)的部分效果。另外,李鸿章于1886年奉旨筹设漠河金矿,[6][7][8][9][10] ... >>

>1888年正式开工,一年后出金19000余两,至光绪十九年间所出沙金达63000余两(《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另外还主持开办山东峄县煤矿,热河四道沟铜矿等。这不仅为清朝财政筹开了利源,也起了抵制沙俄及其他资本主义侵犯权势觊觎我矿产的作用。

1879年李鸿章筹设织布局于上海。那是在上海开埠以后,“洋沙、洋布入口,华人贪其价廉物美,相率购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城市镇,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的情况下,李鸿章认为,对外商输入洋纱、洋布,“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他向清政府奏请在上海试办织布局说:“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制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表明李创办织布局的目的,一方面是看到外资在华设厂办工业日增,生产效率高,获利丰富,而引发仿效自办的兴趣,是因为有利可图;但另一方面所表现的“敌洋产而杜漏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稍分洋利”的动机和目标也不能忽视。从李所控制的民用企业就“炼铁、织布两大端来看,每岁中国之银,少漏入外洋者不下四、五千万两”(《洋务运动》丛刊(7)。)。难怪遭到外国侵犯权势的忌恨,说他“正在尽力进行垄断”,“开始严重干扰对外贸易”。这正说明织布局的创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客观上起了增进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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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教育,重视培养和提拔人材,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培养知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他说:“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有了自己的翻译人材,在和外国人交接时,就可避免外国翻译的“偏袒捏架情弊”(《刘状肃公奏议》,卷6。)。并认准“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相互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知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1863年,他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成例,在上海、广东等地区增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尔后“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照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开,人才蔚起。”(《刘状肃公奏议》,卷6。)他强调在向西方学习时,重要的是要“觅制器之人”,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以优厚待遇,甚至还提出“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以功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嘉奖士子们入“洋务”科馆学习,这的确是李鸿章的创举、是他的“洋务”思想对科举八股取士的渗透和冲击。

1870年他接受留美学生容闳的建议,和曾国藩联衔专折奏准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肆习技艺,这不仅是开中国近代官费留学之始,也是对夜郎自大的封建清王朝的冲击。1876年李鸿章针对船政学堂及船厂仿照西方制造技艺“皆其初时旧式”的缺点,认为“若不前赴西洋观摩考察,终难探制作之源”(《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奏请利用德国教习李励协回国之便,派令“游击卞长胜等七人随同赴德学习陆军”。同年又与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奏准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14名、艺徒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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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德国学制造驾驶,12名学生赴英国水师学堂习水师作战各法。从1872年至1886年间,李鸿章等洋务派前后向欧美派遣了总计200多名留学生。按他所假想的派员留学意图,是使“艺徒学员赴英、德观摩考察,探制作之源,窥操练、驾驶之秘钥”,“以期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在当时还处于封闭式的、封建传统教育占绝对统治的自我陶醉的时代,李鸿章高瞻远瞩,提出派遣学生出国学习,要求联系实际,实地考察、探求“秘钥”、“精通”各国制造、驾驶、水师兵法,操练成才,为国防“储备人才”的教育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无疑是对愚昧、锁国的封建教育的冲击和改革。随着军事和海防工业的需要,从70至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军医学堂等一批新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军事理论、科学技术、工程、外语等专门专业人才。这些捷足先登的行动,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引进,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和初愿,但也不可否定李鸿章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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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办洋务企事业,“上受制于腐败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寅,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转引自李守孔:《李鸿章》传。)。每倡导一洋务事业,都遭到顽固派的阻止、攻击、“不能尽行其志”(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专集》3,《李鸿章》。)。如修筑铁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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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63年冬,李鸿章率淮军攻克太平军占领地苏州时,就有英美侨商联名请求李修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但因畏惧顽固派攻诋而未敢接受。1874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正式提出建清江浦至北京铁路,恭王表示赞同,但不敢上陈,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绝口不谈。1881年,李鸿章支持刘铭传的“暂借洋债”修筑南北4干道的主张,一时舆论嚣然,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反对尤烈。王在奏议中痛反李鸿章是“变法改制”、骂他是“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是假外援以窥神器”(《李鸿章年谱》,1881年,3、4条。)。把篡权夺帝位的重鼎压在李鸿章的头上,导致李不敢入奏,内地修铁路计划未能实现。李鸿章也只能凄凄悲鸣:“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患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他认为天下事无不误于相互牵制,并表示“鸿章生平不能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为了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他奏准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一条全长20里的运煤铁路,这是近代中国修成的第一条铁路,后延修65里至阎庄,1888年修至天津。同年又建议由海军衙门奏准修筑津通铁路,从此开创了中国近代自修铁路计划之始。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海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在清廷的特殊权位,使其所控制的北洋海军得到了良好的近代化装备和扩大。在“为北洋捍门户,为京师固根本”的思想指导下,依靠向德、英等国购进铁甲、巡洋舰及大小船支;又从闽沪厂调进自造轮船,编组成拥有各种舰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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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艘的北洋舰队,并前后在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等建筑船坞,“其范围闳阔,实为中国坞澳之冠”(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4国日记》卷四。)。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修筑的各炮台“相为犄角,锁钥谨慎”,取得了“东海屏藩”之誉。所以李鸿章在巡阅海军事竣折衷,心满意足的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80年代后期,清朝统治团体内部矛盾斗争剧烈,主持海军衙门的奕譞为满足慈禧太后享乐的需要,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户部尚书翁同禾“不能正言抗旨,撙节国用,以备不虞”,李鸿章也“未敢渎请”,还公然表示支持奕譞的作法,因此严重影响了海军的建设与扩大。清王朝统治者昧于形势,歌舞升平,尽情享乐,腐败已极,日本却极力遵守“强兵为富国之本”,“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方针,积极扩军备战。作为统治者中较识时务的李鸿章是察觉到了的。当1891年翁同禾奏请南北洋购置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时,李鸿章复奏就气愤的表示:“方蒙鼓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重海防,兴士气”(《洋务运动》丛刊(三)。)。他看出日本“狡焉思呈”的侵略野心,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窃虑后难为继。”(《洋务运动》丛刊(三)。)情势的发展正如李鸿章所预感,因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中国海军建设止步不前,日本海军则由弱变强,发动侵华战争。由于李鸿章贪恋权位,忠诚地履行慈禧太后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避战保船,乞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之误,加上北洋海军自身的腐败因素,各省大吏又“徒知划疆自守”(转引自李守孔:《李鸿章》传。)的地域、派系之见等种种原因,致使北洋海军及所有海防设施也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覆灭。李鸿章误国、卖国之罪是不可饶恕的,但不等于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工程功绩也随李鸿章的卖国之名而被唾弃。“作史者必须以公平之心行”(梁启超:《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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