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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探源蒋介石替张学良背黑锅

2019-05-17 21:50:51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 著 华文出版社 2010年6月出版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昼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动了一步,并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判断出:蒋介石是在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的,因此,“不抵抗”命令的确不是他下达的。但是,关于“不抵抗主义”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   一、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其实,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暴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度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 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惟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4条:1.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3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间会师北京。3.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兵士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昨在首都举行的最高联席会议》,《中央日报》,1928年5月10日,第1张第2面)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第二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宣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叶楚伧报告中央对日应付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2张第2面)“准备将来的抵抗”,其弦外之音,固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左右开弓,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彭学沛:《民众反日运动的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1张第2面)这一段话几近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二、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的责任 那么,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吗?当然不能。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页)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用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扬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受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产生万一之意外”。尔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许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固然,揭露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述,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不是武装军人遇敌来攻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奇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缘由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断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关键。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许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缘由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中共和红军的气力,自然,对外必定采取相安无事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竟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革除。”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东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导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了一步了。(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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