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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事变后石达开是否应独树一帜

2019-04-11 14:23:25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一名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华的领导者,为创建太平天国立下了殊勋。天京事变后,他率军远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前后经历九省,独立支持七年,至1863年始在大渡河畔兵败身亡。对于这样一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虽然学术界历来褒贬不一,但耐人寻味的是众多对他截然相反的评价,所持的标准居然完全一致:贬者说他率军远征是脱离革命中心而“标新立异”、“自立一国”,褒者则坚持认为石达开出走以后仍尊洪秀全为最高领袖,并始终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并未“标新立异”。显然,争执不下的双方,都同样认为石达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独树一帜”。把是否“标新立异”视为评价石达开是非功过的标准是否妥当?本文拟陈说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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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石达开与洪秀全分裂以后,虽然洪秀全继续保持着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地位,但革命权势的重心却一度转移到了石达开方面。这表现在:第一,清廷把石达开看成最本要的敌人。咸丰帝在1857年闰五月初三日的上谕中指出:“石达开系著名剧贼……素称骁悍,兼多诡诈。此时逃往江北,必系不附洪逆,意欲自成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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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江浦未复,霍、6、桐城、安庆、大平一带遍地贼踪。倘该逆裹胁贼党,乘闲北窜,不可不防。”[①]清臣福兴在同年七月十一日的奏折中则肯定石达开已“独树一帜”:“该逆自与洪逆内讧后,据守安庆,潜于金柱关等处粘贴伪示,解散金陵旧党,愿从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剃发回籍,示尾署‘太平安国’字样,其为另树一帜,已无疑义。但该逆在贼酋中最称狡桀,其心怀叵测,尤善要结。窃虑其不屑逞志于江南,必图肆虐于皖南、江右。”[②]君臣间对石达开“自成一队”、“标新立异”满怀忧惧,跃然纸上。相反,对洪秀全则极其轻蔑:“洪石二逆不致复合,则金陵势成孤注,克日即可扫除。第石逆占据上游,将来不窜江西,必扰皖南,实为江浙后患。”[③]第二,石达开不但受到本部将士的爱戴,而且深得沿途各阶层大众的拥戴。石达开足智多谋,有卓着的*、军事才干,连统治阶级都说他“才智出诸贼之上”[④],“素得群贼之心”[⑤],“石逆之来犯江西也……江西之民望风而靡,……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抚其桀黠之民,以铃制其士夫,迫之从逆。”[⑥]石达开在出走后不久就聚集了10数万大军,声势十分显赫。因此,清统治阶级耽心,他在摆脱了洪秀全的羁绊以后,如果决心“自立一国”,必定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比洪秀全领导下的太平天国更加难以对付的气力。

既然清统治者对“标新立异”如此震恐,说明石达开如放弃太平天国旗号、“自立1国”对进一步展开反清斗争是很有利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石达开率军远征主观上的追求和推进人民反清斗争这种客观需要其实不完全一致。史学界对他率军远征和出走,向来有“避祸”和“开疆拓土”两说,但都没有接触到问题的真理。石达开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在刑场上临难不屈。把他离天京出走、率军远征单纯地看成是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可以说是还不了解石达开其人。对他的内心世界,我们还需要作更深一步的研究。

石达开是一个有着鲜明的、强烈的道德观念的人,又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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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的内部关系上,尤其是在对待天王洪秀全的态度上,他严格遵循着“君为臣纲”、“孝悌忠信”这些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准则。用石达开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效忠天王,守其臣节”[⑦]。这八个字是石达开毕生奉行的最高道德信条。正因为这样,在天京事变以前,虽然他才华超群,功劳卓著,却能够安处于首义诸王之末,对洪杨均“奉若神明”[⑧]。在天京事变中,尽管他全家被害,洪、韦又必欲将他本人除之而后快,但他的讨伐仅仅指向韦昌辉和泰日纲,一旦韦、秦伏诛,他就立即回朝辅政。也正由于这样,当他受到洪秀全的无端猜忌,乃至感到生命也遭到威逼时,他还是断然谢绝了“废天王于深宫”的政变计划。强烈的封建道德观念使得石达开万分珍爱自己的名节,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以“忠臣”“义士”自诩。可见他是一个惜名节重于生命的人。

当石达开遭到洪氏集团的“挟制”时,他最感痛楚的既不是权利的得失,也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洪秀全对他的热血赤诚居然视而不见。这类忧伤情怀,直到地逃离天京以后,才在他所发布的《告示》中倾吐出来:“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乃有事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⑨]“诏旨频仍下”这五个字告知人们,在石达开回京辅政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洪秀全对他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责难。虽然这些诏旨后来被洪秀全统统烧毁了,其具体内容已无法得知,但从张遂谋向石达开提出的“身挟震主之威……”的正告和上引“重重生疑忌”,“百喙难分清”这类伤叹可以判断,洪秀全的责难已经使石达开预见到,一旦洪氏集团加害于他,身后还将蒙上“权奸”的恶名。所以石达开在决计出走时说:“忠而见逼,死且不明,不行,将落竖子手。”[⑩] 可见,石达开之所以出走,与其说是怕死,不如说是由于他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去,不愿意自己对太平天国和天王本人的一片忠贞在身后蒙上尘垢。

石达开在思想极为痛苦的情况下逃离天京后,对今后如何行动并没有做一番严密的考虑。他虽然在《告示》中宣称;“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但当他离开天京、到达东梁山时,就打算解散队伍,说明他此时还没有率军远征的打算,已经萌动过“隐身归林”的念头。他由“隐身归林”到决计率军远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促进的:(1)以石达开的身分,不管在太平天国境内,抑或在清政府的辖区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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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归林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旦跨入清政府的统治地区,只要他不投降,“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11]的局面就会立刻出现。(2)太平军广大将士情绪的感染和推动。他逃离天京以后,不但他的部众“不肯散”,而且天京城里和其它各地的太平军又络绎不绝地来投奔他。群众如此渴望他的领导,使长期的浴血奋战中和广大太平军将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的石达开不忍抛弃他们,而且很快聚集起来的几万大军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那篇有名的《出走告示》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告示》开宗名义的第一句就是“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向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痛切地剖明心迹,是整篇《告示》的灵魂。他慎重宣布:“谁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使,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这些话和他私下里所说的“忠而见逼,死且不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成功归林,以表愚忠耳”[12] 所表达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真诚的。在石达开看来,以他的聪明才智,又有十数万忠勇的将士做为后盾,“开疆拓土”又有何难?待大功告成之后,他把开辟的江山全部奉献天门、天王,然后卸甲归田,自己对天国、天王的忠贞之心岂不昭然于天下,彪炳于后世?这是对洪氏集团加于他的种种非难和罪名的最有力的辨白。因此,石达开的出走和远征,虽然“避祸”和“开疆拓土”的目的兼而有之,但这两者又都服从于一种更高的追求:即“沥剖血诚”和“表真”——“表愚忠”。因而可知,他率军远征后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奉洪秀全为最高领袖,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由上所述,石达开一方面“誓不回(天京)去”,决心不再与洪秀全合作,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继续打着拥戴洪秀全的旗号,这就使他堕入了无法摆脱的自相矛盾的状态当中,其实质就是个人道德形象的寻求与革命全局利益的矛盾。他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最后为了保护以洪秀全为代表的过时的“中心”而不敢公然建立新的中心,从而牺牲了全国人民反清斗争全局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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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为何长时间活动作战?有的论者认为,这是由于石达开“选择了东征西窜的流寇式的作战方针”[13];有的论者则认为石达开在远征一开始,就作出了“去实现他图谋四川的夙愿”的“极端毛病”的战略决策[14]。如果对石达开远征军的行止做认真的考察,就会发现,上述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石达开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亲历了太平军从金田到南京这次大流动作战的全过程。定都天京以后,他又两度出任西征军的统帅,对于建立以天京为中心的一小块根据地有着深入的认识。事实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大后方,1854年当西征军在湖南、湖北相继受挫后,如何能迅即派出以石达开为首的西征援军,九江、湖口战役和尔后一系列成功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石达开不可能是一个流寇主义者,他不会主动选择流寇式的作战方式。如果说石达开在远征一开始就决计夺取四川,那末取道江西——浙江——福建,然后又转入江西,企图从湖南入川这么一个大迂回,明显是舍近求远,是具有起码军事常识的人所不为。事实上,自从脱离洪秀全局,石达开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起一块根据地作为与清军作战的依托。只是所选定的地点,前后有所不同。前期(1857年10月离开安庆——1859年7月进入福建之前)是想巩固并扩大太平军在江西的占领区,然后徐图发展;后期(1859年7月进入福建以后——1863年6月大渡河畔覆灭)则是以夺取四川为目标。石达开之所以陷入活动作战,是由于他在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的斗争中,在下述三个方面狠下了一系列原则性的毛病,导致他建立根据地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首先是根据地地点的选定上抉择失误;第二是没有提出一套正确的发动大众、联络友军、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第三是军事部署上有一些具体的失误。远征之初,在选定根据地以及用兵方向的问题上,石达开接连做出了三次毛病的决策;

第一次是舍安徽而图江西。如果石达开以安徽为据点,那末斗争形势对他是十分有利的:第一,安徽地处苏、鲁、豫、鄂、赣五省之间,石达开如果开府安徽,其南边和东南边有太平天国做为屏障,极便于向中原地区扩大,并直接威逼到清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这种优越的战略地位是江西所不具备的;第二,可以就近取得捻军的配合。北方的捻军是除太平军以外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反清武装。当西征太平军在安徽攻城略地的时候,他们就十分活跃。特别最1855年8月雉河集大会以后,捻军的反清斗争更进入了高潮。石达开若以安徽为基地,就近获得捻军的合作,则易成燎原之势;第三,安徽的军事情势比江西好。安徽根据地开辟的时间较早:1853年9月西征太平军撤南昌之困,即分军进入安徽,至1854年1月,就攻克了皖北重镇庐州,至该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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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之舒、桐、怀、太、潜、宿六邑,西之六安、英、霍、蒙、颖等邑。东之巢、庐、和、含四邑,皆为贼匪(太平军)占据来往之区”[15]。虽则有些地方在太平军占领以后,旋即失去,有的郡县经双方反复进行争夺,但毕竟有相当一部分郡县如安庆、芜湖、繁昌、铜陵、青阳、池州、东流、建德等地,为太平军长期占有。尤其是石达开及时在安徽制定了“照旧交粮纳税”等社会经济政策,安徽人民“颂声大起”,大大地巩固了太平天国在安徽占领区的统治。1856年天京事变发生,清军伺机在安徽猖狂反扑,皖北三河(镇)、庐江、无为、和州、巢县等地相继失陷。但石达开回京辅政后,太平军于1857年上半年又前后夺回了无为、庐江、舒城、六安、霍山、正阳关、霍邱、英山等地,并对清军已取攻势,乃至还把战线推动到了鄂东。而江西则不然。尽管1853年西征之初,太平军就占据了彭泽、龙江、湖口等地,但双方在江西的争取则十分激烈。1855年末至次年初的半年时间里,太平军攻占了8府四十余县,随后清军就进行了凶悍的反扑,并从太平军手中夺去了进贤、东乡、建昌、金 、丰城、万载、新昌等县。天京事变富,敌人加紧了对太平军所占州县的围攻,太平军在江西由进攻转为防御。上高、靖安等二十余州县和袁州、瑞州两座府城前后被清军攻陷,临江、吉安、建昌等府城也遭到清军的围攻,到1857年10月石达开统军入赣前,江西的形势更加严峻。这类不利的军事情势,是石达开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意图未能实现的直接原因。

第二次是在江西失利后,石达开没有进取浙江湖杭地区,反而移师浙南、福建。石达开进入江西以后,以抚州为大本营,并亲率大军,1援临江,2援吉安,力图挽回太平军在江西的颓势,但均告失败,于是又率军向浙江进攻。入浙前,他命“军略佘子安坚守抚州,为大军后方”[16]。进入浙江后,他的军队从1858年4月——7月很快就攻取了衢州附近的常山、开化、遂昌、处州、松阳等地。石达开在攻取处州后,遍贴安民告示,“勒令缴钱给领门牌”,“立师、旅、卒、两、伍名目,勒殷富并有时望者充之”[17]。这些都说明,石达开在率军远征之初,并没有做远距离活动作战的打算,而是希图在江西立稳脚跟,徐图发展,即便在江西受挫,也并没有立即放弃江西,而是谋求在浙赣之间积蓄气力,再回过头来争夺江西。面对石达开向浙江发动的攻势,清政府在浙江的军政官员一片惊慌:“一时佐贰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士民奔走,不可禁止……草木皆兵,一夕数惊。”并且认为石达开如果“乘锐来攻,实无抵御之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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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石达开在江西敌我态势一时难以逆转的情况下,决定向浙江进取,这本来是一着很高明的棋,是太平军善于的“避实击虚”的战术又一次巧妙的应用。按理石达开既然进入了浙江,就应当把矛头指向当地的*、经济重心湖、杭地区。但他进入浙江后,只是在浙江南部贫瘠地区转战。三个月后,又挥师进入了更加贫瘠的福建山区,在那里他们所遇到的景况是:“井邑萧条,百物荡尽”,“疾疫流行,居民鲜少”,“田荒米贵,油盐无从购买,且无现钱可换”[19]。石达开的部队在这里陷入了困境;“死于无食,死于地气者,动以千计,沿途狼籍,无人掩瘗。”[20]久经战阵考验的老战士死伤惨重,战斗力遭到了摧残,“气势顿衰……悬殊从前”[21],部队由此伤了元气。此后石达开与清军对垒屡屡失利,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次是在浙南、闽西堕入困境时,石达开重新燃起了“取四川为家”的念头,带领大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在*、经济和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均居西南各省之首。石达开若能据有四川,自然比踞处于福建山区对清政府造成的威逼要大很多。因此当石达开进军四川的战略目标明朗化以后,清廷急忙调兵遣将,想方设法想法防堵。但总的来讲,石达开此时决计进取四川,在战略上是不可取的。这除了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入川和出川均有险山恶水的阻止)以外,还因为:第一,福建和四川相隔千山万水,这个战略目标本身就决定了石达开的部队必定要经历远距离的艰难的流动作战;第二,石达开所部从江西到福建连连受挫,其士气和战斗力都大为低落,以疲敝之师去夺取一个遥远的目标,其可行性就更加渺茫;第三,从当时四川及邻省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即令夺取了四川,最多也只是有利于石达开在西南一隅建立一个割据政权,而难以向全国发展。从历史上看,先据有四川而能取得全国政权的,1是战国时的秦国,1是汉高祖刘邦。但他们的战略立足点主要不是四川而是关中地区,四川则以它丰富的资源起到一个后勤基地的作用。也就是说,占有关中地区而又能同时据有四川,则如虎添翼。西汉以后,只有在天下大乱、中央政权衰落时,四川的割据政权才得以出现并存在下去。一旦中原地区统一并强盛起来,四川的割据政权则难以延续。三国时的诸葛亮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倡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以弱小的蜀汉对强大的魏国取主动的攻势,总想夺取关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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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走汉高祖的老路,从积极的进取中求得生存。但“出师未捷身先死”,诸葛亮的进取一无所获,蜀汉的败亡也就注定了。石达开决定入川时,虽然西南3省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如火如荼(他未能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建立一个割据政权),但与四川毗邻的湖北、陕西、河南等省却没有发生较大范围的人民武装反清斗争,因此,要想在关中或豫、鄂两省获得一个立脚点,以向清代统治的要害地区发展是很困难的。

综上所述,从1857年到1859年的两年之中,石达开在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所采取的决策都违背了“有利于进行反清斗争、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力量”这1原则,以致处境愈来愈困难,愈来愈被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人们都记得,石达开的队伍在安庆集结以后,曾停留了四个月之久,无所行动,说明石达开在安徽、江西两地的取舍上曾反复权衡,不忍遽然放弃战略地位更加优越的安徽。但是,石达开最后还是离开了安徽,说明在他的思想上,还有比这更起作用的因素,影响着他的决策。这个因素,清政府方面有人是看到了。石达开驻留安庆期间,福济在1857年7月的一份奏折里揣测石达开的动向时写道:“以臣等愚计,(石达开)窜闽之说似尚可凭,该处不近金陵,足与洪逆对抗,免其挟制。”[22]①福济此时认为石达开可能去福建的推断明显是毛病的(石达开决定去福建是在江西受挫以后),但他提出的“不近金陵”、“免其(洪秀全)挟制”却道出了石达开决定自己行动方向的一条重要原则:他的行动必须完全摆脱洪秀全的牵制。在石达开看来,不摆脱洪秀全的牵制,就无法打开新的局面。要摆脱洪秀全的牵制,一方面是在*上、军事上不再接受洪秀全的领导和指挥,另一方面则不能与洪秀全的部众保持过于密切的关系。但石达开既然继续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尊天王为领袖,而在行动上又不接受洪秀全的号令,实际上堕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长此下去,必然会导致部众的思想混乱。这就使得石达开只能选定距太平天国中心和依然听命于洪秀全的部队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作为根据地(即所谓“不近金陵”)。他之所以舍弃安徽而去江西,就是因为太平军在安徽的占领区与天京过于逼近,加上当时在安徽的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李秀成、陈玉成、主持九江军务的林启容(九江虽属江西、但紧邻安徽)均未追随石达开。石达开如果留在安徽,如何与这几支部队相处,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石达开进入江西后,以距天京、安徽和9江都有相当距离的抚州为大本营,就是为了尽量减少来自洪秀全方面的牵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石达开花江西、浙江转战时,洪秀全曾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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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派人吁请他回京辅政。它对石达开来讲,是很为难的。他极不愿一次再次地面对这类局面,因而更增加了他远离洪秀全面去的紧迫感。石达开后来终于决心取四川为家,原因就在于此。倘若石达开一开始就另建旗号,自立一国,则他在进行战略决策和处理与洪秀全的关系上都会有更多的自由。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他可以在客观上视为同盟者。对来自洪秀全方面的要求,或明白首肯,或婉言辞绝,完全可以只以是否有利于反清斗争而定弃取,而不必有其它的顾虑,更没有必要为避开洪秀全而进行战略大转移了。

太平天国最大的弊政就是奉拜上帝教为国教。洪秀全杜撰的受上帝派遣救世的神话,是天京事变的直接诱因。这一点连放人都看清楚了。他们说拜上帝教的迷信,是洪杨的“惯串伎俩”[23],乃至指出:“杨逆之跋扈伪朝,因洪逆之假托妖言授人以柄。”[24]可谓一针见血。石达开本来较少受拜上帝教宗教条规的束缚。安庆易制表明,他是能够从实际出发,对既定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改革,从而把大众的反清斗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以石达开的革新精神,他本来可以以脱离洪秀全独立行动为契机,放手革除太平天国的各项弊政。但他为表明自己对天国的忠贞,在继续推行太平天国的基本制度的同时,也把奉拜上帝教的弊政做为沉重的包袱背了过来。天京事变以后,继续崇奉拜上帝教,对推动群众的反清斗争已不能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是石达开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本来可以在脱离洪秀全以后,把拜上帝教像一只烂柿子一样扔掉,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他首先声明:“力酬上帝便,勉报主恩仁”,继之标榜“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25],无非是在向众人表白,他对拜上帝教是至为虔诚的。在宗教问题上,石达开为什么如此苦心孤诣?就是因为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的孕育者,在石达开看来,公开抛弃拜上帝教,定会被人视为太平天国的叛逆、天王的贼臣。这是石达开在远征进程中不能与其他反清武装形成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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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团结,从广大人民群众中取得源源的人力物力补充的重要原因,当石达开这支队伍到达广西时,他曾希望和当地的天地会系统的起义队伍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但又要求他们放弃自己原来的信仰。他对他们说:“如果敬拜上帝,我与尔合”。而大成国的首领陈开则表示“我心不愿”,黄鼎风(壮族)也“不愿拜上,话是从番”,而“仍要大成洪德”[26]。他们终未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在局部地区彼此还产生过兵戎相见的惨剧。

追随石达开远征的将士,本来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对洪秀全错误领导的失望和不满。如果他在远征伊始,即另树旗号,“自立一国”,并充任最高领袖,定是众望所归。但他没有这样作,仍遥奉洪秀全为最高首领,在全体将士的心中为洪秀全保存了至尊的地位;但同时他又为摆脱洪秀全的牵制而费尽了心机,甚至不惜历尽艰险,远征四川。这必然又会增加将士们思想上的混乱,在远征军内部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像朱衣点、曾广依这样的人,在石达开的队伍声势壮盛时可以追随他,而当队伍屡受挫折、陷入窘境时,又大弄分裂活动,使得军心更加动摇,从而加速了石达开的失败。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3期)

[①]《谕德兴阿等侦探石达开去向并扼剿诱擒事》(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②]《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咸丰七年七月十一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③]《何桂清奏据探金陵求石达开援救及遵筹军务诸情片》(咸丰七年初一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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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④]《曾文正公全集》卷十,《奏稿》,《左文襄公全集》卷4,《书牍》,《骆文忠公奏稿》卷6。

[⑤]《左文襄公全集》卷四,《书牍》。

[⑥]《左文襄公全集》卷2,《书牍》。

[⑦]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十九,列传4《石达开》。

[⑧]《赋情汇篡·石达开传》。

[⑨]《翼王石达开出走告示》,《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3页。

[⑩]《石达开自述》。

[11]《石达开自述》。

[12]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十九,列传四《石达开》。

[13] 苏双碧:《论石达开》,《石达开论集》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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