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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史上的中国留影图

2019-04-17 17:43:39

1851年伦敦世博会开幕式,中国“希生老爷”(中间长辫背影者)受邀出席(彩瓷)

中国官方在世博会上的首张照片(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

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剧场夜场演出盛况(版画)

1862年伦敦世博会中国馆立体照片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热河布达拉寺庙内景立体照片

1878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原版照片

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英国女王接见琼阿德一家(版画)

1900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外景(版画)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映像,最早要追溯到从14世纪开始广为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其后的几百年中,间或有一些西方画师随着外交、传教士或贸易团队来华,续写着对古老东方帝国的片断描绘。从19世纪初开始,中国画师创作的外销油画和水彩画大量出口,曾经为西方人了解东方异域情调带来惊鸿一瞥,但随着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和摄影术两年后开始传入中国,外销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批西方摄影师来华,真正开始系统记录东方古老帝国的影像。从晚清到民国,甚至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影像大部分是建立在这些来华外国摄影师的镜头中。

世博影像见证中国历史

从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开始,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亮相世界舞台。此前虽然也有少量中国人出洋进行海外贸易或移民海外,但他们是中国的非主流人群,无法引起世界的足够关注。从第一届世博会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基本参与了所有有影响的世博会,有民间自发,有官商合作,也有政府组织,更多的主流中国人群开始出现在世博会的舞台上。更为重要的是,同时期正是摄影术和印刷术在西方流行之际,中国的世博参与因此也得到了当地西方人的记录和传播,从而构成了一

批独特的中国世博留影。相比以前的西方来华摄影师的中国影象,这批留影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视角下的中国映像。

将世博会上的中国留影和同期西方来华摄影师的中国影象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批世博影象更多地是客观中国的展现,而不是很多西方来华摄影师单纯的偏见和猎奇。其中缘由有两点:一是作为中国世博参展商,总是希望把自己的“国粹”展现给世界,虽然这些展品所体现的技术理念与当时西方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至少在中国参展商眼里,它们还是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2是由于,世博会是一个人类文化、科技交流的全球性盛会,不计其数的民众身临世博会,见证世博会,感受不同国家区域间人类文明发展的特色。作为当时盛会的记录者和报导者,这些西方人记录中国影象的客观性自然比来华的商业摄影师会提高很多,这也是我们应当珍惜并仔细研究这批世博留影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中国世博留影的演变史是一部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这个东方大国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变化的历史。

初登世博引起西方关注

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描写了这个富裕、繁荣的东方大国,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觊觎愈见狂热,这一热潮在19世纪中期达到了高潮。1840年,欧洲人携带坚船利炮,气势汹汹地轰开了“天朝大国”的大门,从此改变了欧洲对中国倾慕、向往的历史。从此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渐渐解体,逐渐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为中国参加10年以后的第一届世博会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大大冲击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但在短时间内,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却并没有减少。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中国“希生老爷”受邀出席开幕式,占据着一个显要位置并遭到隆重礼遇,还频频出现在有影响力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希生的形象也充满着自信和威严,说明当时的欧洲依然把大清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来对待。琼阿德一家,代表中国家庭,不但参观了展览会,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还遭到了英国女王的亲自召见。评委会充分肯定了这届展览会中国参展品的工艺和中国人的心灵手巧和发明天赋,并颁给中国展品多个奖项。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进一步受损。但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没有多少改变,并且在被迫开放和改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期间,大清政权仍然稳固,持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海关转型为近代海关,大清政府的收入进一步增加;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872年到1875年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回国后参与了中国最早的电报、矿山、铁路的建设。

这一切改进运动从客观上刺激着中国人对世博会参与的热情,从1867年起,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受命介入到组织参加世博会的行列中,使中国人世博参与活动更加规模化和系统化。从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剧院夜场演出版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观众更多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人群。正如参加这届世博会的中国文人王韬对戏班的称赞:“旗帜鲜明,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

1876年费城世博会,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参展者礼遇有加,中国海关代表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载:中国人“每至一处,竟若身入重围,几不可出”,而且连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也特地在费城接见了李圭和参观世博会的中国留美学生。

《伦敦新闻画报》对1878年巴黎世博会上的中国书法表演者的描写中,不仅赞扬了他服装十分讲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长辫子梳得整整齐齐,而且还说他“十分有克制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没有丝毫的嘲笑和讥讽。这届世博会中国馆也更具民族特色,世博会后,中国馆也被法国人收藏。

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中国展馆破纪录地达到了3300平方米,共有5座建筑,几十名传统中国工匠在中国馆前公开展示中国传统工艺的制作,

引发了欧洲观众的极大兴趣。

西方通过世博视察中国

就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开幕不久,当时世界上8个主要强国针对中国的“庚子国变”正式拉开序幕。慈禧出逃,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构成。

但经过这次冲击,清政府也感到自己统治的危机,随后展开了“新政”自救运动,并将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博览会的作用日益遭到国人的重视,一些亲身参与过博览会的中国官绅甚至认为:“博览会之关系甚大,以商战胜他国全在此举。”因此1900年以后,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态度较比以往略显积极,国人对此也更加专注和投入。从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展览会开始,清政府受邀正式参加世博会。

1904年世博会上,副都督黄开甲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第一个入住圣路易斯世博会场的官方代表团。紧随英国之后,中国也成为这届世博会第二个举行展馆奠基仪式的国家。在这次世博会上,中国代表团展示了史无前例的自主和自信,不但制作了中国馆的参观门票,还为当时的慈禧七十大寿举办了大型招待会。参展产品中,除传统工艺品,更多中西合璧的产品开始显现,最后,整体展品在美也取得了较高评价,茶磁赛会公司的红茶、绿茶在博览会上都取得大奖,一时名扬会场,所带茶叶全部被抢购一空。

这次博览会后,西方社会对大清帝国的正式参展都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工业缩微模型原版立体照片背面说明中写道:“在世博会的历史上,中国政府的代表首次出现,展现了精彩的中国艺术和手工艺品……由于这些展品一流的品质和首次在世博会上出现,因此成为世博会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谁又能预感,中国是否正在觉醒并会影响我们的现代文明和基督教化?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是不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国家?当她觉察到自己的需求和明白自己落后的做事方式,当它在更多的展览会上展现自己,当它允许全国的港口对外开放,它将拥有无穷生命力,它的醒来也是必然的!”惋惜的是,在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压力下,慈禧的“新政”改革并没有成功,大清政府对世博会的热忱也没能持续多久。几年后,随着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了。

世博带给国人更多反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美国正式向中国发出参加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的邀请。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展世博会重塑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派出了以参赛监督陈琪带队的代表团前往美国。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中登载的中国不同展馆照片中可以看出,这次展会,重达2000多吨的中国展品散布在美术、教育、文艺、工业、农业、食品、矿物、运通、园艺等9个展馆中,虽然中国整体参展品还散布在手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但这届世博会参展商品的范围较以往大大增加,尤其是增加了具有现代色彩的交通和矿业馆,汉冶萍钢铁厂、轮船招商局、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广东水泥厂等取得金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实业发展的面貌,虽然这些产业在当时的中国还刚刚起步。

1915年巴拿马展览会,中国获奖数量在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中国特产种类之丰富、品质之优秀、工艺之精湛、价格之低廉都引起了轰动,以至于外国人评价中国为“东方最富之国”;中国在现代实业方面的追求也得到了西方主流人士的关注,更有人称中国为“东方人梦的初醒,前途无量之国”。巴拿马展览会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对美贸易额当年就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巴拿马博览会给中国实业家打开了1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在观念层面上,它对中国的影响是长远的。

从1916年开始,中国陷入连年动荡当中。从军阀混战到北伐一统,从国共对峙一直到8年抗日、3年解放战争,国家无力再全力关注参加世界博览会的大计。1926年费城世博会由商家自由赴赛,政府监督;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由全国总商会出面协调组织。不管是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由外国人督建的承德(热河)小布达拉宫寺庙,还是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的中国翠玉宝塔,都只是我们的传统土特产和工艺品在苦苦支撑着这个羸弱大国的一点自尊。正如恽震在《费城赛会

观感录》(1927年)所说,我国只能“以旧邦文物与赛重洋,略示一斑,以当全豹”,所以说“赛会得奖,实赖祖宗先人之荫庇,非我今日之德能”。

难能可贵的是,这段时期,更多的中国参会者在博览会上看到了国外经济、文化、科技的迅猛发展,更加意想到中国发展之落后,世博会带给中国人更多的检讨,“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恽震《费城赛会观感录》)。游历了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中国实业家周志俊,还把中国的展品和别的国际展品作了比较,有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中国拿去的都是传统的东西,但先进的东西少,尤其是缺乏好的理念。看到中国馆内没有一丝一毫旅游产品的介绍,他乃至预言,旅游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由于当时国内情势的限制,这些有识之士的反省和思考终究都没法付诸实践,中国又一次错失了大力发展经济和贸易的一个良好机遇。

1939年美国纽约世博会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和世博会渐行渐远。中国的国际映像更多聚焦在了抗日救亡、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特定历史事件上,中国参与世界文化发展和经济变革的声音日渐式微。直到1982年,新中国才重新站在了世博会的舞台上,首次参加了美国诺克斯维世博会。从此以后,中国几近参加了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注册类世博会,一个全新中国的映像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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